滨州市博物馆:让专家与市民携手探寻滨州历史DNA
专家与市民的“历史对话”——滨州市博物馆“寻古滨州”系列讲座圆满收官。8场讲座,梳理千年文脉,解答关键问题,奏响历史长歌,让市民享受到首次滨州历史的系统讲述。
这一活动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博物馆承办,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专家团队主讲。自2021年4月10日至6月26日,张卡、王凤翔、郭海燕、梁娟娟、李沈阳、马晓菲、刘涛、闫海青等专家、学者,化身“导游”,引市民穿越沧海桑田的历史隧道。
在专家们看来,滨州素有“九朝齐鲁重镇”“千年文化古城”之称,是一座有着完整历史发展序列的古老城市,也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些公益讲座,将科研成果化作百姓语言,内容广博,故事精彩。现场观众积极参与、踊跃互动,系统地了解了滨州历史和黄河文化,成为了滨州人树立家乡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有力载体,为滨州历史文化传承研究和“智者智城”城市品牌建设再添新成果。
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邹平山前丘陵;齐国的“尚武”传统养育了兵圣孙武
在讲座《让文物说话,探寻古遗址中的滨州历史》中,张卡说,滨州位于河海交会之地、河济之间,在近五千年里,先后经过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阶段。其中,丁公遗址是2001年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滨州文博骄傲,在那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刻字陶文,它对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以及探讨甲骨文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
那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哪儿?
对此问题,张卡解答:在邹平山前丘陵地带,孙家遗址就是滨州发现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属于后李文化范畴,距今大概8500余年。根据出土的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和蚌器等文物来看,出现了较为齐全的原始手工业门类,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也已出现。
滨州为何出了兵圣孙武?
马晓菲讲座《武蕴齐风:兵圣养成的齐文化土壤》,就是回答的这一问题。
他说,周初,周天子授权姜子牙,代天子征讨其他诸侯国,致使齐国慢慢确立了“尚武”的文化传统。春秋早期,齐桓公以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一代霸主。齐桓公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实行“作内政以寄军令”的制度,兵民合一,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对外尊王攘夷,救燕于山戎之患,存邢救卫于北狄之难,戍守周都无四方干扰,保卫中原免受少数民族侵掠,起了相当的作用。这就是齐国的尚武精神。
具体来说,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便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完、祖父孙书均为能征善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为其后来撰写《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基础。
明代,兵圣故里还发生过又一次写入历史的征伐——明宣宗亲征棣州,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投降。梁娟娟介绍,棣州因此改名“武定”,寓意以武力平定谋反。清雍正12年(公元1743年),武定州升格为武定府,并设附郭县(惠民县)。
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时途径滨州,留下诸多记忆和传说
秦皇台、千童城、桑落墅、厌次、茅焦台……滨州为何有如此多秦始皇风物与传说?
对此,李沈阳《奠基繁华:秦朝统一帝国下的滨州》作了解释。他说,在秦始皇第五次东巡中,从芝罘(今烟台市北)到平原津(今平原县南)途中经过了滨州地区,让这留下了许多相关记忆和传说。
其中,秦皇台为滨州“三台“之首,史载为秦始皇所筑,历代《滨州志》及《蒲台县志》皆有记载。《三齐记》中“厌次东南有蒲台,即此也。盖始皇尝顿台下,萦蒲系马,以地多蒲故名。后世沿传其事,袭称秦台焉。”
厌次,秦朝时期位于惠民桑落墅一带,《汉书•高祖纪》中记载:“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光绪《惠民县志•建置志》说:“桑落墅,在县东四十五里,秦始皇过此桑枝偶落,故名。”
又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日后滨州诞生了伏生传经的故事。郭海燕介绍,伏生的冒死守护,是因为《尚书》极其重要,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伏生年近九十,不能亲自赴京传授,汉文帝便派遣太常使掌故晁错到邹平学习《尚书》。今日邹平,尚有伏徵君墓、伏生祠两处有关遗迹。
滨州的另一个文化之星是范仲淹。刘涛在讲座《忧乐天下:范仲淹与滨州的不解之缘》介绍,范仲淹两岁便跟随母亲谢氏改嫁长山县。范仲淹在长山的读书时光,为他一生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长白山的醴泉寺,范仲淹留下了“划粥断齑”、“窖金济僧”的经典故事。
元代沾化、蒲城、渤海三县合并,命名“滨州”
在讲座《河海鱼盐:滨州地名的由来》中,王凤翔关于滨州地名的渊源讲解,让市民深感兴趣。
他介绍,隋唐五代建立县制,五代后周改渤海县为滨州;元朝实行三县联合称作“州”,而后沾化、蒲城、渤海三县合并,因均靠海所以取“滨”,故命名为“滨州”,这便是滨州城的前世。
关于“滨州”,有人说“海”为古代渤海专属名词,因而滨州是“渤海之州”;还有人说“河”为古代黄河专属名词,因而滨州是“黄河之州”;更有人说滨州为黄河三角洲,濒临渤海,黄河流过,因而滨州是“河海之州”。哪一种观点更有道理?
王凤翔介绍,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中提到“滨州,(后)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可见,当初“滨州”正是因渤海而得名。
别看滨州曾长期临海不见海、背海不面海,但实际一直在享用海洋资源。王凤翔介绍,滨州自古便有鱼盐之利、因盐而兴。根据大量考古证明,西起无棣、阳信,东至滨城、沾化,均发现有盐业遗址存在,并出土了大量生产海盐的专用工具——盔形器、滤器等。这些遗址遗物,一般认为广泛用于商周时期,主要特产是海盐。后周时期设置滨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食盐专营事务。
与此同时,黄河对滨州的影响同样深刻。闫海青在讲座《沧海桑田:1855年黄河改道对滨州的影响》中介绍,那次黄河改道,导致滨州境内蒲台县城和齐东县城的消失。肆虐的洪水使得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破坏。改道后,河患规模大、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破坏了生态环境,土地沙化、土地碱化日益严峻。却也带来了机遇,闫海青认为,洪水使得昔日退海荒滩成为可耕种荒地,吸引了大批移民,为日后黄三角地区的发展、城市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