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展示 | 宋代惠民县城迁修缘由

宋代，惠民县称厌次，属河北东路棣州乐安郡所辖，领厌次、商河、阳信三县。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奏迁棣州及厌次县治所于阳信县乔子镇八方寺，即现在的惠民县城。但因“澶渊之盟”的影响，当时并未筑城，后由于契丹的不断侵扰，以及阶级矛盾的尖锐日趋严重，内忧外患迫在眉睫，迫使统治者修筑坚固的州城。

一、避水患迁新址

惠民地处黄河下游的鲁北平原，地势低洼，黄河、徒骇河、清河、钩盘河等众多水系流经县域，“自汉东流以来河即为棣人患”，“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惠民县城原在清河镇古城马，是五代后梁棣州刺史华温琪为避河患，将城址于先棣州迁至此。华温琪迁城近百年间，由于河水的淤积与摆动，使得古城南濒清河，西北临河水，地势也由原来的高丘变为低洼，每当淫雨之季，河流决口时常有之。

先时“建隆元年十月（960），河决棣州厌次，坏居民庐舍”，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棣州河决聂家口，即聂索”，河患日渐严重，知州上书请求迁城，皇帝下谕旨：“城去河决尚十数里，一方民庶，占籍甚觽，未可遽徙也”。于是派遣內殿崇班史崇貴、內供奉官王文庆与本路转运使王曙前往棣州督修河堤；三月又“遣閤门祗候郭盛乘驿往棣州，与转运使、前遣使臣同规画修河事”。该处河堤刚刚修复，“大中祥符五年七月（1012），河决棣州李民湾，环城数里民舍皆坏”，王曙言“州城危墊，請徙置商河縣”，郭盛视察后，也同意王曙的建议。于是，朝廷又派孙冲、承庆来棣州考察，孙冲报称“城可固护，止费三十万功，且荐莹知水事，请同领护”；八月，史莹上书：“本州河水为患，隄防不固，虑非时决溢，衝注州城。望徙井邑于滳河，其城垒俟霜降水涸而葺之”。知州孙冲仍固执已见，称“‘臣前举莹共治水事，莹党右豪族，妄请徒城。愿召赴阙，核其罪’，时滳河有富民赂官司请徙州治，故冲奏及之”，迁城之事暂且搁议。

“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浸棣州”，迁城之事又提上了议程，“先时河决棣州，知天雄军寇准请徙州，至是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又奏徙州，遂徙州西北七十里”，即阳信县南八方泊的乔家庄。之所以迁至这里，是因为当时乔家庄中心，地壳隆起，为全村最高处，“居民千家、树木丛茂、土地突起，即今城中之乔子头”，说明迁来时，这个村人多树茂，村中心地势高，是个能防洪排涝的大村，故迁至于此。

二、抵御外敌入侵

关于筑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武定州志》言：“葺一州城，何以工部尚书行？盖棣州在宋为边镇，重之故也”，派牛保亲自督造城池，是为了边防安全，抵御辽军南下劫掠，防止从东面顺河而上威胁京畿。

在北宋建立之前，契丹已占据幽云十六州，中原王朝自此失去了北部屏障，北宋建立后，统治者与契丹为争夺幽云之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角逐，而惠民地处宋辽前沿地带，“常为东北重镇”。因此易遭契丹的侵扰，如“建隆元年（960）契丹入侵棣州，刺史河南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获马四百匹”；咸平元年（998），契丹前来入侵，张凝积极御敌，设伏与瀛洲西部，出其不意，杀敌多人；咸平二年（999）秋，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兵南下，攻破狼山寨，又掠祁州、赵州等地。辽兵于河北得手后，继续南下，攻德州。辽兵攻城不下，乃绕道南下攻棣州。又如景德元年九月（1004），辽主与其母太后率大军南下入侵，前锋进至澶州；十月，宋军调度部署迎敌，“遣使于滨、棣、德、博州安集流民”积极做好御辽的准备，这些都说明在北宋时期，棣州地域易遭契丹入侵。

但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迁至于此，至徽宗崇宁元年（1102）筑城，期间有城无守近百年之久，原因是在迁城前的十一年，北宋与契丹签订的《澶渊之盟》中有明确的规定：“不在沿边修筑堡寨”。边关虽无战事，然契丹却一直在窥视中原，与西夏李元昊结盟时，屯兵已到棣州边境。宋仁宗时，有识之士无不建言：“滨（州）棣（州）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边，以待契丹”。于是，朝廷派河北转运使施昌言到棣州考察，施昌言上书：“六州地千里，又河数移，徙城甚难而无利，今纵契丹愈盟，当以计屈之，不如是而先逆自困，非便也”。厌次御史吴鼎臣亦上言：“今方与契丹保契约，而怀敏增广塘水，辄生事，民或怨叛”。朝廷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修城计划被搁置。至崇宁时期，宋辽《澶渊之盟》已过去九十余年，边境盟约早已名存实亡。契丹南侵，屯兵已至庆云，棣州有城无守，裸立于北宋的前沿地带。为保边境安全，徽宗上台以后整肃边防，急派牛保赴棣州修筑城池。

三、巩固统治统治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武定州志》言：“夫古来山东，好用武之地。州居省北，东通青、登、莱三府，西会燕幽，北抵海滨，旷夷无割壑之阻，往者盗起，每经其地，尤为要害”。说明当时除了外患，更可怕的是内忧，就是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日渐频发，为了镇压反抗，巩固统治，所以修筑州城。

（一）剥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

辽兵入侵，使得边关田地残败、百姓流离失所，“河北之民，每为戎人所困者，有土地不暇耕凿，有稼穑不暇收获，杀戮俘虏，其辱已甚，兄弟父子，流离绝域”。为防御敌兵侵犯，需要大量的武装军队，据《山东通史》统计显示，宋初，棣州驻戍有武卫、振武、宣毅等番号步军侍卫司统辖的禁军，有马军飞勇等番号的厢军；熙宁以后又增设龙骑等番号步军殿前司统辖的禁军，厢军增设壮城、牢城、骑射、奉化等番号驻军，军队的规模与数量均已明显增多。军需、军费的庞大开支，自然首先落在沿边人民身上，正如判大名府贾昌朝说：“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御备匈奴，取材用以馈军者，惟沧、棣、滨、齐最厚”。此外，税额种类、额度与兵役情况同样反应出剥削程度，除正常的田赋二税外，“和籴”“和买”“折变”等变相赋税层出不穷，商税、盐税、酒税等工商税也不断增加。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志》记载：熙宁十年（1077）以前，（山东）年商税额在五万贯以上的州县城有棣州城、淄川高苑县和青州城，为同时期纳税额最多的州城。太平兴国四年（979）攻打北汉一役，半年之内，六次从京东、河北地区征调军赋。凡此种种，都促使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尤其是阶级矛盾的激化。

    （二）天灾频发，激化固有矛盾

天灾的威胁更是使贫苦的百姓雪上加霜，“建隆三年（963）春，压次县陨霜杀桑，民不蚕”；“淳化元年七月（990），棣州飞蝗自北来，害稼”；“景德二年八月（1005），棣州蝗，九月商河大蝗”。由于棣州地处黄河下游，所以水患灾害时常有之，沿河百姓不仅要承受黄河水患造成的损失，还要承担着支离黄河的劳役重负。每遇黄河决口，宋政府“皆发缘何诸州丁夫塞之，“至和二年十二月（1055），六塔河决，齐、棣、淄、滨诸州，民多溺死”，塞之而河势犹壅，遂于嘉佑元年（1056），塞商胡北流，开六塔河，不久又决口，兵夫溺死者不可胜计。到神宗时期由于黄河连年溃决，“黄河大役”动用的人力物力数以千万计，民力征调更是频繁，神宗熙宁五年五月（1072）从京东沿河地区一次就征调“急夫”3000人，不仅“妨农时”，而且赋役者多因劳役繁重而“死者”。为修治黄河，宋政府动辄役民数万，但收效甚微，正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位官员奏称：“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

    （三）商业受限，矛盾一触即发

天灾人祸的叠加，严重阻碍了宋代农业的发展，加之商品经济的活跃，冲击着山东人固有的敦本务农的社会习俗，直接导致社会习俗逐渐发生变化，故而在这一时期，山东出现了“趋坑冶以逐末，贩茶盐而冒禁”的社会习气。在山东各地沿海、沿河和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趋商逐末的风气渐盛。苏轼说京东民：“孤贫无业，惟务贩盐”，而棣州一带自古便是产盐大地，“山东仅棣州盐池与蛤每年产量即达数十万斛”。《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棣州蒲台县，“海畔有一沙埠，高一丈，周回二里，俗人呼为斗口淀，是济水入海之处，海潮与济水相触，故名。今淀上有甘井可食，海潮虽大，淀终不灭，百姓于其下煮盐”。除此以外，棣州一带的棉麻纺织业很发达，棣州小绫在当时便是享誉全国的丝织珍品，苏轼称棣州“桑麻之富，衣被天下”。交通的便利加之物产的丰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兴仁府乘氏县豪家傅氏子，岁贩罗绮于棣州”；盐商货贩“减价赊卖”早已把“官鬻”边缘化，所以官方不得不动用行政权力限制通商，规定“酌中立数”。

    （四）走投无路，农民起义频发

赋税繁重，农业不行，商业不许，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早已陷入水深火热的农民揭竿而起，胡宿称：“齐鲁之疆，滨接朔土，潢池斯在，奸盗是依，屯结其中，寇攘为患”；李清臣亦说：“齐鲁盗贼为天下剧”；包拯也说：“京东、河北两州交界，现今盗贼充斥”；皇佑三年夏四月（1051）戊申诏曰：“比者齐、郓、棣、博等州，盗贼群起，其令巡检，县尉会合讨之”；嘉佑冬十月（1061），“比年水灾，盗贼仍起”。正是由于天灾人祸，使得棣州百姓限于水深火热之中，促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导致百姓起义接连不断，蜂拥迭起的农民起义不得不使宋统治者思考如何巩固其在该域的统治。

（本文原载于2017年《滨州学院学报》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