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馆刊 | 宋代惠民县城迁修缘由

宋代惠民县城迁修缘由.mp3

引言：惠民素有“鲁北首邑、京津锁钥”之称，宋代属河北东路棣州乐安郡所辖。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奏迁棣州及厌次县治所于阳信县乔子镇八方寺，即现在的惠民县城。但因“澶渊之盟”的影响，当时并未筑城，后由于契丹的不断侵扰，以及阶级矛盾的尖锐日趋严重，使得内忧外患迫在眉睫，统治者才考虑到必须修筑坚固的州城。

一、躲避水患

惠民地处黄河下游的鲁北平原，地势低洼，黄河、徒骇河、清河、钩盘河等众多水系流经县域，“自汉东流以来河即为棣人患”[1]。惠民县城原在清河镇古城马，是五代后梁棣州刺史华温琪为避河患，将城址于先棣州迁至此。华温琪迁城近百年间，由于河水的淤积与摆动，使得古城南濒清河，西北临河水，地势高的优势逐渐丧失，每当淫雨之季，河流决口时常有之。

先时“建隆元年（960）十月，河决棣州厌次，坏居民庐舍”[2]1319，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棣州河决聂家口，即聂索”[3]，河患日渐严重，知州上书请求迁城，皇帝下谕旨：“城去河决尚十数里，一方民庶，占籍甚觽，未可遽徙也。”[4]1750于是派遣內殿崇班史崇貴、內供奉官王文庆与本路转运使王曙前往棣州督修河堤；三月又“遣閤门祗候郭盛乘驿往棣州，与转运使、前遣使臣同规画修河事”[4]1760。该处河堤刚刚修复，“大中祥符五年（1012），河决棣州李民湾，环城数里民舍皆坏”[2]1325，王曙言“州城危墊，請徙置滳河縣”[4]1773，郭盛视察后，也同意王曙的建议。于是，朝廷又派孙冲、承庆来棣州考察，孙冲报称“城可固护，止费三十万功，且荐莹知水事，请同领护”[4]1773；八月，史莹上书：“本州河水为患，隄防不固，虑非时决溢，衝注州城。望徙井邑于滳河，其城垒俟霜降水涸而葺之”[4]1780。知州孙冲仍固执已见，称“‘臣前举莹共治水事，莹党右豪族，妄请徒城。愿召赴阙，核其罪’，时滳河有富民赂官司请徙州治，故冲奏及之”[4]1780，迁城之事暂且搁议。

“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浸棣州”[5]迁城之事又提上了议程，“先时河决棣州，知天雄军寇准请徙州，至是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又奏徙州，遂徙州西北七十里”[1]，即阳信县南八方泊的乔家庄。之所以迁至这里，是因为当时乔家庄中心，地壳隆起，为全村最高处，“居民千家、树木丛茂、土地突起，即今城中之乔址头”[6]，说明迁来时，这个村人多树茂，村中心地势高，是个能防洪排涝的大村，故迁至于此。

二、抵御外敌入侵

关于筑城，嘉靖《武定州志》言：“葺一州城，何以工部尚书行？盖棣州在宋为边镇，重之故也”[1]，派牛保亲自督造城池，是为了边防安全，抵御辽军南下劫掠，防止从东面顺河而上威胁京畿。

在北宋建立之前，契丹已占据幽云十六州，中原王朝自此失去了北部屏障，北宋建立后，统治者与契丹为争夺幽云之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角逐，而惠民地处宋辽前沿地带，“常为东北重镇”[5]，且与契丹的南京道隔河相望，为宋朝京畿之东部屏障，被世人称之为“东畿”。因此易遭契丹的侵扰，如“建隆元年（960）契丹入侵棣州，刺史河南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获马四百匹”[4]10；咸平元年（998），契丹前来入侵，张凝积极御敌，设伏与瀛洲西部，出其不意，杀敌多人；咸平二年（999）秋，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兵南下，攻破狼山寨，又掠祁州、赵州等地。辽兵于河北得手后，继续南下，攻德州。辽兵攻城不下，乃绕道南下攻棣州[7]。又如景德元（1004）年九月，辽主与其母太后率大军南下入侵，前锋进至澶州；十月，宋军调度部署迎敌，“遣使于滨、棣、德、博州安集流民”[4]1276，积极做好御辽的准备，这些都说明在北宋时期，棣州地域易遭契丹入侵。

但自大中祥符八年（101）迁至此，至徽宗崇宁元年（1102）筑城，期间有城无守近百年之久，原因是在迁城前的十一年，北宋与契丹签订的《澶渊之盟》中有明确的规定：“不在沿边修筑堡寨”[8]。边关虽无战事，然契丹却一直在窥视中原，与西夏李元昊结盟时，屯兵已到棣州边境。宋仁宗时，有识之士无不建言：“滨（州）棣（州）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边，以待契丹。”[4]3404于是，朝廷派河北转运使施昌言到棣州考察，施昌言上书：“六州地千里，又河数移，徙城甚难而无利，今纵契丹愈盟，当以计屈之，不如是而先逆自困，非便也。”[4]3405厌次御史吴鼎臣亦上言：“今方与契丹保契约，而怀敏增广塘水，辄生事，民或怨叛”[4]3904。朝廷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修城计划被搁置。至崇宁时期，宋辽《澶渊之盟》已过去九十余年，边境盟约早已名存实亡。契丹南侵，屯兵已至庆云，棣州有城无守，裸立于北宋的前沿地带。为保边境安全，徽宗上台以后整肃边防，急派牛保赴棣州修筑城池。

“从来名城必居形胜之地，环山带水以壮声威，惠民县附郡城地方平行，外无可守之险，以防突冲。所恃者，惟崇墉深堑，以卫仓库而聚民众”[9]。从城池的建置规模与配套设施来看，惠民县城的防御功能也很明显。其一，按唐宋时期建城的规制，截面为梯形，其高度、底厚与顶厚的比例为4:2:1，即高是底厚的两倍，底厚是顶厚的两倍。而嘉靖《武定州志》对宋城有“周十二里，崇三仞有三尺，上阔丈余，基倍之”[1]的描述，按宋时度量，一仞等于八尺，一尺等于现在的31.2厘米，折合城墙的截面积尺寸：高8.42米，上宽3.1米，基宽6.2米。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为增强棣州古城的防御性能，城墙基础的厚度常规城墙厚出近两米[10]；其二，在中国的城墙建筑史上，“城池用土做城墙，个别的城池，用砖包皮成为砖城”[11]，陶砖用于城墙表面，多是在明朝以后，而棣州古城在宋朝初建时就敷以砖表了，“崇宁元年，始诏工部尚书牛保甃治砖表”[1]；其三，各种防御体系一应俱全，“所建门楼有四，重城并门有八，腰角楼十一，小铺百，直房并马道八，炮台一十六。砖覆城面阔丈余，垛口千余，池深数尺，四旁环柳植万余”[6]，显而易见，古城的防御性能十分明显。

此外，民间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典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的历史生活与社会状况。在惠民辛店乡一带“有一溜十八营村寨，相传是当时杨家将抗击辽军时的古战场，将士们在此屯兵驻军、安营扎寨，布设十八个营盘，背水一战抵御来敌”[12]；另外，当地的牛保冢庙会上流传着“边防战乱出东京，戌马筑城抗辽兵；烽火翻滚身夭亡，军屯立冢流芳名”的民谣，再一次从侧面印证了棣州在宋朝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因此，为有效的抵御外敌入侵，必须有坚固的防御工程，因此要修筑城池。

三、巩固内部统治

嘉靖《武定州志》言：“夫古来山东，好用武之地。州居省北，东通青、登、莱三府，西会燕幽，北抵海滨，旷夷无割壑之阻，往者盗起，每经其地，尤为要害。”[1]说明当时除了外患，更可怕的是内忧，就是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日渐频发，为了镇压反抗，巩固统治，所以修筑州城。

（一）剥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

辽兵入侵，使得边关田地残败、百姓流离失所，“河北之民，每为戎人所困者，有土地不暇耕凿，有稼穑不暇收获，杀戮俘虏，其辱已甚，兄弟父子，流离绝域”[4]1087。 宋真宗亦言：“今外敌为民患，既不能以德服，又不能以威制，使边民横被杀伤，骨肉离异”[4]1216。为防御敌兵侵犯，需要大量的武装军队，据《山东通史》统计显示，宋初，棣州驻戍有武卫、振武、宣毅等番号步军侍卫司统辖的禁军，有马军飞勇、步军静边等番号的厢军；熙宁以后又增设龙骑等番号步军殿前司统辖的禁军，厢军增设壮城、牢城、骑射、奉化等番号驻军。

军需、军费的庞大开支，自然首先落在沿边人民身上，正如判大名府贾昌朝说：“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御备匈奴，取材用以馈军者，惟沧、棣、滨、齐最厚”[4]3917；张方平在奏折中亦说：“伏见京东每岁上供斛斗六十万石，其斛斗多在淄、齐州界旋拨纲船，辇运上京”[13]。此外，税额种类、额度与兵役情况同样反应出剥削程度，除正常的田赋二税外，“和籴”、“和买”“折变”等变相赋税层出不穷，商税、盐税、酒税等工商税也不断增加。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志》记载：熙宁十年（1077）以前，（山东）年商税额在五万贯以上的州县城有棣州城、淄川高苑县和青州城，为同时期纳税额最多的州城。太平兴国四年（979）攻打北汉一役，半年之内，六次从京东、河北地区征调军赋。四月，复“诏发河南、郓、济、博、棣、泽……等州军储赴太原”，兵役严重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正如庆历四年（1044）六月，谏官余靖指出：“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4]3634。

（二）天灾频发，激化固有矛盾

天灾的威胁更是使贫苦的百姓雪上加霜，“建隆三年（963）春，厌次县陨霜杀桑，民不蚕”[2]1344；“淳化元年（990）七月，棣州飞蝗自北来，害稼”[2]1355；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太常博士苏轼奏：“臣伏见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14]2397；“景德二年（1005）八月，棣州蝗”[5]。

由于棣州地处黄河下游，所以水患灾害时常有之，沿河百姓不仅要承受黄河水患造成的损失，还要承担着支离黄河的劳役重负。每遇黄河决口，宋政府“皆发缘何诸州丁夫塞之[2]1331，“至和二年（1055）十二月，六塔河决，齐、棣、淄、滨诸州，民多溺死”[23]，塞之而河势犹壅，遂于嘉佑元年（1056），塞商胡北流，开六塔河，不久又决口，兵夫溺死者不可胜计。到神宗时期由于黄河连年溃决，“黄河大役”动用的人力物力数以千万计，民力征调更是频繁，正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位官员奏称：“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2]1334

（三）商业受限，矛盾一触即发

天灾人祸的叠加，严重阻碍了宋代农业的发展，加之商品经济的活跃，冲击着山东人固有的敦本务农的社会习俗，直接导致社会习俗逐渐发生变化，故而在这一时期，山东出现了“趋坑冶以逐末，贩茶盐而冒禁”[4]3849的社会习气。在山东各地沿海、沿河和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趋商逐末的风气渐盛。苏轼说京东民：“孤贫无业，惟务贩盐”[14]2397，而棣州一带自古便是产盐大地，“山东仅棣州盐池与蛤每年产量即达数十万斛”[15]。除此以外，棣州一带的棉麻纺织业很发达，棣州小绫在当时便是享誉全国的丝织珍品，苏轼称棣州“桑麻之富，衣被天下”[14]3033；宋代山东酿酒业同样很发达，张能臣的《酒名记》中列举了棣州名酒“延相堂”。

棣州不仅物产丰饶，而且交通便利，从《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山东各州之间的里程中可一目了然：棣州至滨州40里，至德州84里，至淄州155里，至沧州166里，至齐州108里……交通的便利加之物产的丰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兴仁府乘氏县豪家傅氏子，岁贩罗绮于棣州”[18]；盐商货贩“减价赊卖”早已把“官鬻”边缘化，所以官方不得不动用行政权力限制通商，规定“酌中立数”[19]。

（四）走投无路，农民起义频发

赋税繁重，农业不行，商业不许，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早已陷入水深火热的农民揭竿而起，胡宿称：“齐鲁之疆，滨接朔土，潢池斯在，奸盗是依，屯结其中，寇攘为患”[20]；李清臣亦说：“齐鲁盗贼为天下剧”；包拯也说：“京东、河北两州交界，现今盗贼充斥”[21]；皇佑三年（1051）夏四月戊申诏曰：“比者齐、郓、棣、博等州，盗贼群起，其令巡检，县尉会合讨之”[4]4090；嘉佑（1061）冬十月，“比年水灾，盗贼仍起”[4]4645。正是由于天灾人祸，使得棣州百姓限于水深火热之中，促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22]，导致百姓起义接连不断，蜂拥迭起的农民起义不得不使宋统治者思考如何巩固其在该域的统治。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崇宁元年（1102）徽宗下诏修筑棣州城，由工部尚书牛保亲自督造，棣州城即今天的惠民县城。古城北拱京津，南卫齐鲁，有“燕齐门户、神京锁钥”之称。明永乐初棣州城为避明成祖朱棣讳改称乐安，宣德初汉王朱高煦居乐安谋反，宣宗率兵亲征，武力平定叛乱，遂改名武定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升州为府，置附郭县惠民，是以明景泰年间于城东南开挖的惠民沟而名，直至沿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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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滨州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文/李博文  配音/崧越